关于气候变化，你需要知道两个数字：第一个是510亿，第二个是0。510亿是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大致吨数。“0”是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
毋庸置疑，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全球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如若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整个世界2020年的关键词会是——气候变化。
为了拯救地球、为了挽救人类自己，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包括中国在内的130多个国家已提出碳中和气候目标。
但如果将碳中和仅仅置于环保层面，那还太过肤浅。
2021年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深思熟虑 重大战略决策，碳中和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环保问题，它还是一个贸易问题。
打环境保护的幌子，行贸易保护之实
2021年7月14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一揽子环保提案，以确保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至少降低55%，其中包括建立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即碳关税。
碳关税的话题其实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便提出：欧盟应当针对那些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但由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2016年签署的气候变化协定），并大力发展传统能源行业，使碳关税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困难重重，一度没有成为现实。
然而，自拜登政府上台，美国便重返《巴黎协定》，并大力发展新能源。7月19日，美国民主党公布了一项名为《2021年公平转型和竞争法案》立法草案，主张对进口的碳密集型商品征碳关税。
这意味美国对碳关税立场有了重大转变。
除此之外，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对碳关税态度的软化意味未来发达国家形成碳关税共识并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有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阻止碳泄露，二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发达国家认为，其为了人类生存发展大计，主动实施了碳税制度，导致他们的企业成本负担上升，促使这些企业将生产地转移至碳税负担轻或没有对碳排放征收费用的国家。但这样一来，全球碳减排便成了空谈，无非是碳排放的地点发生了转变。因此，必须实施碳关税政策阻止碳泄露。
其次，碳税制度等导致企业成本上升拉动了产品价格的上涨，削弱了发达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处于贸易劣势。只有实施碳关税，才能消除由于政策不同导致的不公平性。
发达国家的理由看似无懈可击，可实际在混淆视听。
发达国家是发展过的国家，他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所谓的碳关税制度对其制约，肆意享受着免费的碳排放。可“苟富贵，难以毋相忘”。如今，发达国家反过头来用碳关税制约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完全无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
再者，本就是发达国家把高耗能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才导致大量的碳排放，现在竟要向发展中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显然有失公平。
然而，无论发展中国家的反驳理由多么有理有据，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加之发展中国家内部在碳关税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很难改变发达国家单方面宣布开征碳关税的最终结局。
而一旦碳关税开征，我国的高碳产业便首当其冲。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仍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从出口结构来看，2020年，中国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总额达12583.1亿美元，同比增长5.3%，机械及运输设备在出口中的占比达48.6%，较2019年增加了0.8个百分点；纺纱织物出口额达1541.86亿美元，同比增长28.9%；金属制品也实现了6.1%的增幅。而机械设备、纺织品、金属制品等正是所谓的高碳产品。
出口对象和出口结构的特征意味碳关税的实施将使出口的高碳产品生产成本直接上升。我国企业若要想达到进口国家所要求的低碳标准，则要么加大研发技术和人才等投入，要么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这都意味生产成本的增加。
当我国对外出口的高碳产品成本上升，高碳产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时，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国内高碳产业的原有资本会流向低碳产业。由于缺乏资本或者不能及时补充资本，高碳产业最终难逃停产甚至是破产的噩运。
其次，对外出口的高碳产品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产品价格上升，会削弱我国的出口竞争力，抑制我国的出口增长，使我国出口规模萎缩。
进一步，碳关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钢铁、水泥等，位于产业链的上游。上游产业若因碳关税受到影响而增长疲软，短时间又没有替代行业的出现，那么整个产业链都会因为上游价格波动或供给不足而受到影响，严重时将导致整个产业链的断裂。
高盛预计如果对整个碳足迹征收100美元/吨CO的碳税，那么中国对欧盟总出口每年将可能被征收高达350亿美元的碳边境调节税！约占我国每年出口欧盟总额的7.7%！
不过分地说，所谓的碳关税，就是披着环保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打破对方的如意算盘
面对不断临近的碳关税，中国必不能坐以待毙。
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开辟新的国际市场来缓解碳关税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尽快健全碳市场交易机制，使企业能通过国内的碳市场，形成对外出口商品的碳中和或者碳排放减少，以尽量减少对进口国家的碳关税的缴纳。
但最为根本的是大力推进低碳减排，转变经济和外贸增长方式。
因此，碳中和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内在要求。即使今天的中国能在通信、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但输了绿色革命，中国仍然无法站在世界前列。
然而，截至2019年，我国是全世界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高达101.7亿吨，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比重达27.92%。
从2019年世界主要国家单位GDP产生的碳排放量的数据来看，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单位GDP碳排放量普遍在0.1~0.3千克/美元左右，我国2019年的单位GDP碳排放量为0.712千克/美元，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单位GDP碳排放量。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美国家有70到8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碳中和任务，可谓任重而道远。
而破解高碳困境，补齐中国碳中和承诺的履约短板，则必要以低碳技术为主攻方向，技术进步将是碳中和的核心驱动力。
从应用领域来看，未来，低碳科技的发展趋势将围绕“能源低碳化、生产去碳化和产业低碳化”三个方向创新发展。
在推动低碳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哪些“卡脖子”难题？如何降低低碳技术的创新风险？又如何推动低碳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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